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
來源：香港蘋果日報
今天是中共建政60周年，天安門廣場有大閱兵。筆者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曾看過陳凱歌的電影《大閱兵》（張藝謀攝影）。那時陳、張二人仍是帶點反建制意味的 新一代電影人。電影《大閱兵》講的是軍人爲參加1984年的閱兵，所受的地獄式的訓練，包括發燒40度仍要受訓，母親病故也不能回家，雙腿紅腫仍要奔跑等 等非人操練，只爲了經過天安門一齊邁步、一齊甩臂、一起高呼的一秒鍾。由蘇聯開始、中共依隨的「國慶」閱兵，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人民無法想像的事。「國慶」 不是國家的生日嗎？正常人過生日不都是吃蛋糕、送禮物鮮花的嗎？拿出西瓜刀、鐵尺、手槍來炫耀，恐怕只有黑幫過生日才會如此。以閱兵來過「國慶」，只有一 個理由，就是對暴力的崇拜，對國家是合法暴力機器這種觀念的認同。這不是「人民共和國」，而是「軍國」。在國家生日時炫耀武力，不惜採取種種擾民措施，正 足以說明這國家究竟是「以民爲本」，還是以暴力爲本。這幾天，我們會每天不止一次地聽到螢幕播「國歌」。儘管已聽得耳朵起繭，但筆者仍對其中一句：「中華 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，深有感觸。慶典前在北京的嚴加戒備，驅逐訪民，嚴查進入北京車輛，而且據稱今天起，北京二環路以內的酒店實施戒 嚴……。這一切，都證明確是「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了。對這句歌詞有感觸，還因爲兩個月前中國作家沙葉新在網上的一篇文章： 《「腐敗」文化─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》。沙葉新在1979年寫了話劇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是文革後第一部反映幹部特權的話劇。這個戲掀起軒然大波， 最後遭到禁演。但實際上，所揭露的腐敗，不過是幹部要求換大一點的房子，並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調回上海這些小特權而已。與後來的發展相比，那些特權只是小菜 一碟。其後在1985年，沙葉新當了八年的官── 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。社會種種發展，使他擔心再幹下去不知自己會不會也變成貪官。于是他堅決辭職。由于寫過被禁的揭露特權的戲，又有當官經驗，眼看腐敗 現象在大陸蔓延，他以「憂國如家」的勇氣，准備三年，寫了三個月，寫下這篇《「腐敗」文化》。在這篇長近二萬字的文章中，沙葉新總結出中國官員貪汙腐敗的 集團化、部門化、市場化、黑幫化，貪官品性的低下、肮髒。其中最震撼的揭露，是買賣官位的「市場化」。他列出湖南郴州販賣「烏紗帽」的市場價格，從縣委書 記、公安局長、政法委書記的200萬，到縣檢察長、縣政府辦主任的20萬，一一列出。而烏紗帽收入也由郴州市委書記、副書記、紀委書記按比例分配。賣官者 固然是貪官，買官者也一定變貪官，他們必以數倍或數十倍的利潤賺回買官的投資。這種腐敗的市場化，實際上等于半合法化、半公開，並成爲體制的一部份了。沙 葉新的結論是：腐敗是這個政權執政的基礎。以法治國，以德治國，都是自欺欺人，以腐治國才是實情。「當腐敗的程度能讓各級官員滿意而又不讓百姓太不滿意 時，便是這個政權最理想的政治局面。」「如果這個平衡被打破，就將危及政權本身，這才有了所謂『反腐』。」
但近年來，越來越多地方平衡被打破，老百姓走投無路，群體抗爭事件越來越多。沙葉新在江西「紅色根據地」贛州城外，就親耳聽到一個攤販憤憤地說：「現在就 缺陳勝吳廣了。」民衆對陳勝吳廣的盼望，使中共更覺暴力統治的必要。因此，大閱兵最大的意義不是對外而是對內炫耀武力。我們都不希望出現陳勝吳廣，不希望 以暴易暴，因此期盼中共能進行政治改革：開創民主政治，三權分立，保障公民權利。但至今未看到中共有政改之意。誠如沙葉新所說，「拒絕民主政治，不但會孳 生腐敗，而且拒絕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種腐敗──政治腐敗。」于是他的結論是：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。爲甚麽不僅是政權，而且是中華民族呢？因爲，腐敗在 當今中國已經成爲行爲准則，成爲生活方式，成爲政治制度的一部份，成爲侵蝕精神生命、影響民族性格的一種文化，怎麽不是民族的最危險時候呢？最危險的時候 不是來自外強入侵，而是來自專權政治與民族自身的內耗。這是令人痛心的日子。
今天是中共建政60周年，天安門廣場有大閱兵。筆者不禁想起二十多年前曾看過陳凱歌的電影《大閱兵》（張藝謀攝影）。那時陳、張二人仍是帶點反建制意味的 新一代電影人。電影《大閱兵》講的是軍人爲參加1984年的閱兵，所受的地獄式的訓練，包括發燒40度仍要受訓，母親病故也不能回家，雙腿紅腫仍要奔跑等 等非人操練，只爲了經過天安門一齊邁步、一齊甩臂、一起高呼的一秒鍾。由蘇聯開始、中共依隨的「國慶」閱兵，是現代文明國家的人民無法想像的事。「國慶」 不是國家的生日嗎？正常人過生日不都是吃蛋糕、送禮物鮮花的嗎？拿出西瓜刀、鐵尺、手槍來炫耀，恐怕只有黑幫過生日才會如此。以閱兵來過「國慶」，只有一 個理由，就是對暴力的崇拜，對國家是合法暴力機器這種觀念的認同。這不是「人民共和國」，而是「軍國」。在國家生日時炫耀武力，不惜採取種種擾民措施，正 足以說明這國家究竟是「以民爲本」，還是以暴力爲本。這幾天，我們會每天不止一次地聽到螢幕播「國歌」。儘管已聽得耳朵起繭，但筆者仍對其中一句：「中華 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，深有感觸。慶典前在北京的嚴加戒備，驅逐訪民，嚴查進入北京車輛，而且據稱今天起，北京二環路以內的酒店實施戒 嚴……。這一切，都證明確是「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」了。對這句歌詞有感觸，還因爲兩個月前中國作家沙葉新在網上的一篇文章： 《「腐敗」文化──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》。沙葉新在1979年寫了話劇《假如我是真的》，是文革後第一部反映幹部特權的話劇。這個戲掀起軒然大波， 最後遭到禁演。但實際上，所揭露的腐敗，不過是幹部要求換大一點的房子，並要把在外地的子女調回上海這些小特權而已。與後來的發展相比，那些特權只是小菜 一碟。其後在1985年，沙葉新當了八年的官── 上海人民藝術劇院院長。社會種種發展，使他擔心再幹下去不知自己會不會也變成貪官。于是他堅決辭職。由于寫過被禁的揭露特權的戲，又有當官經驗，眼看腐敗 現象在大陸蔓延，他以「憂國如家」的勇氣，准備三年，寫了三個月，寫下這篇《「腐敗」文化》。在這篇長近二萬字的文章中，沙葉新總結出中國官員貪汙腐敗的 集團化、部門化、市場化、黑幫化，貪官品性的低下、肮髒。其中最震撼的揭露，是買賣官位的「市場化」。他列出湖南郴州販賣「烏紗帽」的市場價格，從縣委書 記、公安局長、政法委書記的200萬，到縣檢察長、縣政府辦主任的20萬，一一列出。而烏紗帽收入也由郴州市委書記、副書記、紀委書記按比例分配。賣官者 固然是貪官，買官者也一定變貪官，他們必以數倍或數十倍的利潤賺回買官的投資。這種腐敗的市場化，實際上等于半合法化、半公開，並成爲體制的一部份了。沙 葉新的結論是：腐敗是這個政權執政的基礎。以法治國，以德治國，都是自欺欺人，以腐治國才是實情。「當腐敗的程度能讓各級官員滿意而又不讓百姓太不滿意 時，便是這個政權最理想的政治局面。」「如果這個平衡被打破，就將危及政權本身，這才有了所謂『反腐』。」
但近年來，越來越多地方平衡被打破，老百姓走投無路，群體抗爭事件越來越多。沙葉新在江西「紅色根據地」贛州城外，就親耳聽到一個攤販憤憤地說：「現在就 缺陳勝吳廣了。」民衆對陳勝吳廣的盼望，使中共更覺暴力統治的必要。因此，大閱兵最大的意義不是對外而是對內炫耀武力。我們都不希望出現陳勝吳廣，不希望 以暴易暴，因此期盼中共能進行政治改革：開創民主政治，三權分立，保障公民權利。但至今未看到中共有政改之意。誠如沙葉新所說，「拒絕民主政治，不但會孳 生腐敗，而且拒絕民主的本身就是一種腐敗──政治腐敗。」于是他的結論是：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。爲甚麽不僅是政權，而且是中華民族呢？因爲，腐敗在 當今中國已經成爲行爲准則，成爲生活方式，成爲政治制度的一部份，成爲侵蝕精神生命、影響民族性格的一種文化，怎麽不是民族的最危險時候呢？最危險的時候 不是來自外強入侵，而是來自專權政治與民族自身的內耗。這是令人痛心的日子。
